網絡連接：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58517
從2008年前到2011年3月，古魁已經經歷了10次法院的調解，但還沒有滿意結果。
這是古魁起訴成都市成華區政府違法拆遷的官司，屢次調解，2011年3月是二審開庭。
11年前，古魁應成華區政府招商要求，投資建汽配城。2006年汽配城拆遷，政府認為汽配城屬于非法用地，只肯按每平方米200元的標準補償（詳見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3日報道《一場罕見的民告官：政府出錢請人告自己》）。
每一次調解場景都很類似。古魁認為政府一方離譜、苛刻、不講信用。而政府一方認為古魁的賠償要求太過分，根本不可接受。汽配城評估出來的市場價格是7000萬元，成華區政府的方案是“給你兩千萬”。他一次一次地對法官表示，不接受調解，但法官仍一次一次地勸說他接受調解。
強硬的古魁最終被成華區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起訴，理由是“被強拆汽配城按照城市土地征用補償標準進行賠償”沒有法律依據。
“這就是不接受調解的后果，連最低的訴訟請求都不滿足你！”古魁的代理律師張興奎感嘆。
贊揚、肯定、批評、拒絕……法官、律師、當事人、學者對調解態度不一。在調解之路上，誰都走得不輕松。
從批評到推崇
調解，在最近3年，已成為中國法院系統越來越青睞的一個詞。
其實，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，被國際司法界評價為“東方一枝花”的調解，就在中國備受推崇。1989年民事經濟調解結案率在70％左右。
1989年以后，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法院著手改革審判方式，其主要內容是要求審判正規化和技術化，推崇提審和判決，強調法官的中立性和消極性，公正和效率成為審判質量和審判業績的標準。這一時期，調解工作逐漸被淡化，中國法院一度由“調解型”轉為“判決型”。
這一格局的改變起于2002年9月。當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聯合召開人民調解工作會議，會后頒布司法解釋，認可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。
這是司法政策的重大轉向。天則經濟研究所在2006所做的關于法院調解現狀的調查報告指出，制定調解率作為工作激勵指標、“背靠背”調解方式等以往被最高法院批評的工作方式，自這次會議后，重新得到肯定。
不過，對這一司法政策的最終確定是在2007年歲末。中央領導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了“黨的事業至上、人民利益至上、憲法法律至上”，這一理念奠定了2009年新一輪司法改革的基調。之后，“人民路線”作為“矯正司法職業化弊端”的藥方，逐漸成為司法系統工作的新主流。
推崇調解，看起來是中國形勢變化所需。2008年以來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，將司法推向了風口浪尖。2009年3月，最高人民法院首先在“法院三五改革綱要”中強調打造“黨委領導、政府支持、多方參與、司法推動”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。
兩年多以來，最高院相繼出臺文件，提出“調解優先、調判結合”的司法政策，并要求將調解工作貫穿到法院的全部工作。
對于當事人和律師，最明顯的感受是，立案時法院會要求你填一個表格，接受訴訟過程中的調解；當事人休息室，關于調解的好處的標語隨處可見；各地的訴訟服務中心、調解室星火燎原。
至此，有學者稱“中國法院調解生態系統”已經形成。
源于維護穩定
不管當事人心中的氣兒順不順，案件是否能得到順利執行，一判了之，這被認為是“一味追求判決的惡果”。
耐心說服，調解結案，案結事了，這被認為是調解的好處。
基于此，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》中要求，涉及家庭關系、身份關系的案件，比如婚姻、鄰里糾紛；交通事故、合伙協議等，應該先行調解。
然而眾多業內人士指出，相當多的棘手案件采取調解結案，是因為法官難以下判。
古魁訴成華區政府案中，行政訴訟不能調解的法律底線一再突破。一旦涉及行政訴訟，法官通常采取一種策略，動員行政機關做一些讓步，又動員當事人撤訴。既能為原告方討得一些利益，也可以不得罪行政機關。
這一方法被稱為“行政和解”，近幾年在山東、河南等地都有不同的探索，強調的都是法院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，緊緊依靠黨委領導下的各方聯動，而不是用判決確認行政機關的違法。
執拗的古魁不同意調解，法院只好“硬判”，落得一個看似“兩敗俱傷”的結果。
一位北京律師透露，某些重大敏感事件，上級甚至打招呼必須調解結案。
北京律師任南巖認為，調解有時被當做拖黃一個案子的手段。他所居住的健翔園小區業委會于2006年3月起訴物業公司，5年來在一、二審法院間來回調解。直到業委會換屆，法院忽然一紙裁定，認定新的業委會無訴訟主體資格，撤案處理�！�5年的官司就這樣一筆勾銷了，想想都覺得荒唐�！比文蠋r說。
云南省高級法院副院長田成友坦言，現實生活中調解確實有變味的情況，“有的當事人明顯不愿意調解。但不接受調解不處理，給當事人造成更大的痛苦�！�
北京一位法官則更為肯定調解的作用：“法院要幫政府‘收尾’，調解肯定是比判決更好的手段�！�
清華大學法學教授張衛平認為，法官更傾向于運用調解手段處理案件，與司法功能行政化有密切關系。這幾年中國對司法功能的重新定位，使“解決糾紛、化解矛盾、維護穩定”成為司法的首要目標。
當調解成為指標
早在2006年，天則經濟研究所關于法院調解現狀的報告就認為，司法政策對調解的尊崇，將導致下級法院制定調解率激勵法官，從而導致法官有可能運用公共權力，強迫當事人調解。
調解的法律依據是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，強調調解的兩個條件是“依法，自愿”。迄今為止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、文件中，都沒有對調解率有過要求。然而事實是，各地法院普遍采用一定的調解率來激勵法官，優先選用調解結案。
河南高院院長張立勇就曾要求全省一審民事案件調解率達到60％至80％。
一位北京法官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，她所在的法院采取的激勵機制是，要求法官一審案件的調解率在30％以上，如果完不成，將扣掉基礎分；完成后仍有案件以調解結案的，加分。于是相當多的法官紛紛追求調解結案，能夠以判決結案的案件則壓著不動。
出現強迫性調解在所難免。武漢律師吳良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他就是強迫調解的受害者。
他代理的一起故意傷害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死者家屬提出18萬元的賠償。法官要求調解此案，對當事人說：“被告人只能給你10萬，你干不干？”吳良濤認為這個賠償實在太低，就建議當事人不接受。于是判決下來，法官只判決了6萬多元�！案杏X法院陷我們律師于不義。不接受調解，就通過判決報復律師�！薄爱斒氯四艿玫降�，是一個打了折扣的公平�！北本┝硪晃徊辉敢馔嘎缎彰姆ü僬J為。這名法官自己遭遇了一起民事訴訟，雖然勝訴獲得賠償八十余萬元，但執行過程中被告方抵賴，法院和稀泥，要他接受調解。此時的他官司打得精疲力盡，只好在調解書上簽字，拿到四十多萬元了事�！跋喈敹嗟恼{解案件，是以一方當事人讓渡權利為代價的�！边@位法官認為。
清華大學教授張衛平認為，民事訴訟法要求法官應在事實清楚的情況下調解。但在各階層利益沖突激烈、矛盾頻發的現實中，法官為了追求維穩，就可能在調解過程中，忽視解決糾紛的正當性，模糊事實，模糊權利義務。兩大模糊，實體和程序正義都得不到保證�！拔乙宦牭椒ü僬f調解就頭皮發麻�！眳橇紳Q，“變味的調解讓律師感到法律不可預期，不可判斷，當事人覺得律師無用�！彼F在采取了一個策略，法官提出調解，他都先答應下來再做打算。
判決的價值
2010年春節，江蘇省靖江市法院園區法庭副庭長陳燕萍被最高法院授予“全國模范法官”稱號。陳燕萍，這位劇團演員出身的基層法官案件調解率達到64％，14年沒有一件錯案，沒有受到一次投訴，沒有引發一起上訪。在專門為她組織的事跡報告會上，陳得到了有關中央領導的肯定。
同樣是園區法庭，有一位擁有蘇州大學法學碩士學歷的法官王新妹，因更重視法律的威嚴性而更愛判決，也因此無法獲得這樣的殊榮。
幾乎每一家法院，都可以找到兩種法官的身影。
現有的考評機制下，有可能使擅長判決的法官的價值得不到肯定。廣州市某法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比如有的法官通過嚴密的法律論證判決結案了100件案件都沒有問題，卻有可能因為沒有達到調解結案率而被考核為不合格或不稱職。
而北京市的另一位法官則稱，對一些前瞻性的工作，他們已經沒有什么積極性。比如關于保險、物業方面的糾紛。有時候一個判決可能會為整個行業樹立起一個規則。以前，法官都愿意做這樣的標桿性案件，因為可以帶來很大的成就感，但現在，大家都變得謹小慎微，深怕“一判了之”，對某行業造成沖擊，對某些個別人造成刺激，引發不穩定因素。
畢竟，維護穩定，已經是包括法院在內的各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張衛平認為，司法正是通過裁判來明確事實，解釋法律規定的含義，從而指引人們的行為。法律規定的社會秩序，沒有法院裁判，就是紙面上的法律。
調解的重要特點是當事人讓步。至于為什么這么做，不需要理由，調解文書也不公開。如果大量的案件只是調解，那么人們便無法從具體的案例中學習規則，約束自己。
調解的價值已被廣泛肯定，但張衛平認為不能因此忽視判決的價值：“判決是為社會建立一種秩序，判決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向�！�
【南方周末】本文網址：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58517
|
